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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行政争议由于发生在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如法院对双方调解，行政机关有可能利用不公开审理的机会压行政相对人屈服，也可能通过无原则向行政相对人让步，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来换取对方撤诉，避免法院公开开庭时相对人指控其违法或不当行为时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报告、记录和备忘录等全部会议文件都应陈放在咨询机构的特定地点，便于公众浏览和复制，直到咨询机构停止存在为止。此时，行政并不再局限于执行法律指定之任务。

一旦审查法院发现，行政机关已经跨越门槛，进入被授权的政策制定领域，法院必须接受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除非他们是专断的，或构成对国会授予该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裁量权的滥用。与其说科学理性是对传统合法性价值的替代，毋宁说其只是补充。(39)OMB, Guidelines for Ensuring and Maximizing the Quality, Objectivity, Utility and Integri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by Federal Agencies, 67 Fed. Reg. 8452, 8460(Feb. 22, 2002). (40)OMB, Proposed Bulletin on Peer Review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68 Fed. Reg. 54023(Sept. 15 2003). (41)J. B. Ruhl James Salzman, In Defense of Regulatory Peer Review, 84 Wash. U. L. Rev. 1, 56(2006). (42)See Andson et al., Regulatory Improvement Legislation: Risk Assessment,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Judicial Review, 11 DUKE ENVITL. L. POL'Y F.89, 131-32(2000). (43)462 U.S. 87(1983). (44)149 F. 3d 429(6th Cir. 1998) (45)501 F. 2d 722,740-741(D. C. Cir. 1974). (46)541 F. 2d at 23. (47)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U. S. 579(1993). (48)相关讨论，可参见Thomas O. Mcgarity, On the Prospect of Daubertizing Judicial Review of Risk Assessment, in Law ContemporaryProblem, v. 66(2003). (49)参见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这些披露信息不仅要提交行政机关，同时应尽可能向公众披露以获取公众信任。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过程，在强调理性、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技术路线时，容易把专家和决策精英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的地位，从而形成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形成的知识—权力垄断体制。

诸如专家成为权力的附庸、专家被俘获、专家成为砖家等各种质疑仍广泛存在。(16) (三)科学理性在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地位 在以目的—手段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法治框架下，立法和司法对行政活动的规范，主要是一种形式规范、外部规范，难以深入到具体行政过程之中。接续前述司法至上的例子，如果研究者在经验阐释的基础上，既能最大化地抽象出司法至上的义理，又能提炼出司法至上得以形成的条件原理，那么这种研究结论就是思想性的，也因之会对中国司法问题具有改变或形塑的作用，只不过这种改变或形塑是要达到中国司法机关的职权或司法改革富有司法至上之神韵，而不是撷取美国司法至上之实态。

如果持有建构型的问题意识，那么这种研究的性质固然包含解释性成分，但其核心则是某种思想的表达，而思想本身既具有价值属性，也具有改变或塑造现实的逻辑与力量，因此，这种思想性结论便具有了一定的主观性与抽象性，进而也就会扩展思想性研究结论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比较框架的建构上，这里只能做出简略提示：马克斯#8226;韦伯理想类型的启发意义甚大。从基本问题域来说，西方国家的宪法研究也并非从唯一的角度——比如法律——来看待宪法的性质，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多元角度研究宪法的性质乃为西方的学术常规。但通过比较研究又发现，英国的主权体现为议会主权，美国的主权体现为议会、行政与司法主权，而中国则是政党主权与人大主权，这种研究发现就是国别宪法学意义的，也是内生意义的。

由于扩展问题域是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的中间环节，就使得扩展问题域成为了培育问题意识的最佳演练场。［3］166—167 其二，以国族为核心的整体性解释。

[⑦] 从梅里亚姆教授的历史梳理与解释思路来看，其似乎是围绕着主权的绝对与相对、主权的最高性与从属性、主权的整体性与构成性来梳理与解释了不同流派理论家的相关观点以及历史承继。而由于本文的核心任务是在区分与解释中国宪法研究的问题域，进而概括出一种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所以，这里只能做出形式化的提示，因而不能就主权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故特此做出说明。第一，扩展问题域是培育中国宪法研究问题意识的学术工厂。这种形式化的归纳只是解决了阐释中国宪法研究扩展问题域的形式逻辑问题，而要对扩展问题域在实体内涵上做出解释，则需要对扩展一词的内涵做出明晰的提炼与限定。

另外，问题的类型既规定了解释的方向，也限定了解释资源的选择与利用。中国宪法研究首先是宪法研究，所以，中国宪法研究在形式上当然要触及到中西宪法研究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共性问题是由中国宪法研究的基本问题域所限定的。第三个层面是渐进性，说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过程。［7］如果将国家视角的三个维度置于宪法学基本或核心概念中，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对应关系：国家结构与政体类型（强国家与弱国家）对应于主权概念，公民权（普选权和政治参与）对应于宪法权利概念，制度安排（单一制与联邦制及司法体制）对应于宪法权力概念，从而这三个宪法学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依托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议题而获得具体化的解释。

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我们以为：通过对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既可以显露出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或努力的问题范围，也能够透过相应的问题域或问题范围的逻辑与实质关联，发现并概括出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进而更为深入地审视导致缺陷的原因与症结。

对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构建，笔者将在《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学理化构建》中做出详尽的讨论。笔者曾指出：目前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没有一部真正的比较宪法学著作，核心依据是既有的比较研究是罗列而不是比较，导致这种比较研究缺失的学术原因是缺乏比较框架。

[⑨]通过比较寻找共性，其实质就是对宪法学基本（与内生相对）概念内涵的扩展，扩展的成果就是通常所说的宪法学原理。这种不安的原因在于：对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的讨论，不仅关涉到中国宪法研究的逻辑与方法问题，更关涉到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内含的思想创生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就居于前提性地位，或者说，特定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研究目标与研究路向。[④] 更为详尽的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在此问题域中，不同学者可以依据自身的学术偏好与学术积累在基本问题建构域与内生问题建构域中展开宪法研究，创作而非编写出中国宪法学者自己[14]的《宪法学原理》、《中国宪法学》与其他国别的《宪法学》。而如果把政治学术语转化为宪法学术语，就可将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表述为以宪法渊源为主导的政治化运行，从而与以宪法形式为主导的规范化实施形成相应对照。

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  五、简短结语：中国宪法研究品质的保证 为了保证中国宪法研究具有优良的学术品质，非要遵循相应的学术逻辑不可。

这里，笔者打算只对这些学术意义做出上述提示，而欲图围绕‘扩展问题域乃为中国宪法研究的重镇这一判断所蕴含的内容来展开讨论。治理主权系统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一府两院系统，支持治理主权系统的最为微观的单位是公民。

［11］10 陈明明教授以实证描述为基础解释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三个维度上的变化，并分析了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机理：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总的说来主要发生在边层，在内核方面相对稳定，尽管边层的变化一直在影响着内核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必须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即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才能建立。

就共性寻找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要总结规律，这种规律或许就是普世性的，从而成为各国宪法应该恪守的标准或制度设计底线。二则，缺乏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中相关概念的研究，就不能为扩展性与实践性问题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养料。如果把宪法理解为主权运行的规则，那么，基于中国主权的这些内生性品质，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中西宪法的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中西宪法存在众多的共性，但在实质内涵上，中国宪法所具有的顽强政治基因与所肩负的国族生存使命确实是由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因素所赋予和塑造的。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相关研究结论的应用，二是在应用过程中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相关研究手段与研究结论的修正，即反哺。

以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为仿照对象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里的关键是，研究中国宪法权利的体系化所参照的究竟是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学术操作流程还是德国学者关于宪法权利内涵的实质性理解：若是前者，就是无可厚非。[17] 详尽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二、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的首要环节及解释 笔者将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的初始或首要环节称之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所谓分类学路向，就是指依照相应的标准，对中国宪法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做出类型划分，从而使相关概念在内涵上更加丰富。

在对扩展问题域之核心即扩展内涵做出解释之后，为了使解释更为全面，本应对基本问题的扩展域或内生问题的扩展域进行实体意义的学术演练，以便使作为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中间环节的扩展问题域更加有血有肉。二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具有绝对主导权，并通过主导公共政策引领中国的政治发展。

[⑧] 其二，扩展的工具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扩展的手段。[④] 在中国宪法研究的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中，中国国家主权、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利问题居于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理论分析框架的真正建立，就成为了扩展问题域的研究重点与紧迫的学术任务。至于说中国式司法至上的具体制度形态如何，则有赖于对中国宪法相应内生问题的建构而获得的思想性结论对其的指导、构想与阐释。

理想类型的本质在于类型的理想，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不同类型之间必定会有所交叉与重叠，但笔者之所以如此强调不同理想类型的区分，基本用意在于说明：如果研究者不能明晰自身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结论的应用边界，就会导致问题意识的游移与研究结论的滥用，而这恰是假问题得以产生的逻辑原因。这里之所以使用形式上这一限定，是因为如果不能从内生问题域出发给形式赋加中国的内生之值，那么，这些研究依然有陷入挂狗肉卖羊（洋）头境地之虞。

从西方输入的主权不仅需要做出解释，而且也需要建设。或可认为，以政策为主导的中国宪法运行机制和以‘内核稳定与‘边层变动为逻辑的政策释放机理共同塑造了宏观层面上的中国宪法制度现实，笔者曾将这种制度现实概括为：以国家利益为根基与本源、以执政党对国家整体情况的判断为引擎、以党政决策系统为制度通道的政治化实施方式。

但知识不能被思想所证成或证伪，而只能为另一种或另一类知识所证成或证伪。尽管如此，笔者首先还是坚持认为这种区分与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我信。